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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著薯文

2019/8/15 10:32:41粮油市场报收藏

  明清以降,红薯因具救荒活民“可补谷食之不足”的价值,渐次引致朝野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有关红薯的著述也日渐繁富。

  徐光启《甘薯疏》、陈世元《金薯传习录》、陆耀《甘薯录》等专著外,谢肇淛《五杂组》、周亮工《闽小记》、何乔远《闽书》、陈鸿《国初莆变小乘》、施鸿保《闽杂记》、吴震方《岭南杂记》、屈大均《广东新语》、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笔记以及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述。李时珍《本草纲目》、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医药书籍,王象晋《群芳谱》、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等植物学书籍,郭云陞《救荒简易书》、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等类书籍中亦有介绍。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丁颖、盛家廉等农业科学家,万国鼎、梁家勉等农学史家,梁方仲、胡道静、游修龄等一大批农业经济学家致力于红薯的研究,为民众全面认识红薯、开发利用红薯、科学食用红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8年,丁颖在《农声》上发表《甜薯》,从产地、植物性状、栽培、收获时间和用途等方面分析考察,得出杨孚《异物志》、嵇含《南方草木状》、郭义恭《广志》、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甘薯”与明万历年间引进的旋花科甘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为便于识别,主张将万历年间引进品种更名为番薯。

  1948年,又与戚经文在《中华农学会报》上联合发表《中国之甘薯》,进一步指出我国原有的“甘薯”属薯蓣科,与国外传入的旋花科番薯是异科、异种。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80年代到90年代,农史界围绕甘薯起源以及番薯引进的时间、路径等问题先后两次展开论证。吴德邻、石声汉、胡锡文、王家琦、夏鼐、吴德铎、万国鼎等农史学家和历史学家参与了第一次的讨论,发表了一批论著。

  1980年,戚经文在《农史研究》上发表《甘薯名实考》,对历代古籍所载的甘薯重新作出详细的考订。同年,美籍学者何炳棣发表《美洲作物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阐述番薯从美洲引进的观点。夏鼐、周源和等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番薯的引进和广泛种植是明清时期人口激增重要因素的论断。

  随后,学术界对红薯的研究持续升温,学术研究硕果累累。2014年第六期《中国历史评论》发表经吕冬青整理的何炳棣、陈树平、曹树基、周源和、宋军令、吴建新、龚胜生、李映发、谭光万、欧阳春林等学者题为《地瓜与明清社会》的讨论稿,我以为,此稿可视为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对红薯史研究的总结。

  《金薯传习录》中辑有陈云的《金薯论》、叶向高的《金薯歌》、何乔远的《金薯颂》以及陈骝、施楠等撰著的《金薯赋》。南朝·梁江淹有《薯蓣颂》,清季澎湖通判胡建伟有《薯米云》。1963年6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盛赞番薯传入之功。词曰: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北美。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作者单位:湖南省郴州市发改委)











责任编辑: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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