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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筹粮

2019/7/11 10:29:12粮油市场报收藏

  征收公粮

  征收救国公粮是边区政府筹集粮源的一项基本政策。从1937年到1949年,基本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休养民力时期、稳定负担时期和应急加征时期。

  休养民力。1937年至1939年,正当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时期,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区内粮食需求量有所减少,边区所需粮食主要依靠从区内外采购解决,征收救国公粮只是一项辅助措施。1937和1938两年各安排征收救国公粮10000石(每石合300斤),1939年征收50000石。各年实际征收量占收获总量的比例很小,1937年为1.27%,1938年为1.32%,1939年为2.98%。由于征收方法严守动员劝募的方式,负担偏重于少数富有者,一般群众负担很轻。边区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并有相当发展。

  稳定负担。1940年至1946年,是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一个时期。

  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断绝国内外所有爱国进步人士支援边区的捐助;还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为了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号召所有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源节流,克服困难。除了党政军人员粮食供给标准适当从低安排之外,还本着不过多增加群众负担的原则,适当调整公粮征收政策,降低起征点,实行累进征收的办法,基本上做到多产多出,少产少出。7年之内,每年救国公粮任务安排在10多万到20万石之间。实际征收量占当年收获总量的比例,一般在10%左右,最高的1941年占13.85%,最低的1940年占6.38%。

  应急加征。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边区掀起自卫战争。适逢这一年边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耕地面积由上一年的1500万亩减少到1150万亩,产量由上一年的183万石减少到90万石。由于战争需要,不得不加重农业税负担。当年安排征收救国公粮24.6万石,占减产后收获总量的27.33%,是边区政府成立后征收公粮最多的一年。1948年,边区自卫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当年征收公粮32.23万石,剔除在新区黄龙分区征收的12万石,老区征收量为20.23万石。进入1949年之后,陕西关中、陕南地区先后解放。由于人民政权建立伊始,公粮制度尚难推行,在新区一般实行预借粮食的办法,随后以征收的公粮顶抵。当年全省实征公粮167.68万石,占收获总量的12.54%。

  拨款采购

  财政拨款采购粮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初期筹集粮源的一项主要措施。“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按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军饷,海外华侨和国内进步人士也向边区捐助钱物。边区政府为了休养民力,征收救国公粮的数量很少。对党政军人员实行粮食供给制所需的粮源,主要由财政拨款,在区内外采购解决:以市价在区外采购为主,以官价在区内采购为辅。从1938年到1941年,共计采购粮食8.45万石,平均每年2.11万石,相当于各年公粮征收任务的一倍。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边区外援断绝,从区外采购粮食的来源也被切断。

  为了保证供给,边区政府只能主要依靠征收救国公粮,辅之以在区内借粮或以官价买粮,以补不足。从1942年开始,边区政府停止以官价采购粮食,改为按市价采购。1949年初,解放大军准备西进,粮食接济不上,就曾在黄龙和大荔新区以市价就地采购粮食4.8万石。

  生产自给

  开展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是边区政府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区内粮食严重紧缺的情况下为开辟粮源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

  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了渡过困难,党中央、毛主席于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边区军民积极开荒种地,开办企业,增产粮食,增加财源。三五九旅率先执行屯垦政策,把部队主力开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平均每人开荒6亩,并办起一批农副业和手工业,做到了粮食、蔬菜、肉食、鞋袜完全自给。

  之后,边区留守部队和各级党政机关也以农业为主,从事农工商经营的生产自给运动普遍开展起来。1941和1942两年,中央系统建起手工作坊27个,开办商店20个,后勤系统也办起19个工厂,做到了经费自给占应拨经费的45%~48%。1942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机关部队粮食生产自给部分占到了粮食应供给总量的13.2%~41.14%。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粮食局)











责任编辑: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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