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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引种影响中国历史

2018/9/27 11:24:05中国粮油网收藏

2018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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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作是外来农作物本地化最成功的一个,不单是指麦子的种植面积大、食用人数多,而且是指它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古来引进中国的物种很多,但麦子是最成功的一个。这不单是指麦子的种植面积大、食用人数多,而且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麦子本土化最成功  

来看麦子和其他几种外来作物的比较。  

大豆。一般认为,大豆原产于中国北方,对于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来说也是一种外来作物,最初称为“戎菽”。戎是北方少数民族,其中一支叫山戎,相传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把大豆引种到了内地。战国时,菽的地位迅速上升,取代了黍的地位,菽粟并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同一时期的典籍也常将菽粟相提并论。一些地方,如七雄之一的韩国,“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然而,从汉代开始大豆的地位就开始让位于麦了,它只是作为一种救荒作物来种植和提倡。  

高粱。原产地在非洲,3世纪前即经由印度传入中国西部的四川,称为蜀黍。虽然高粱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但13世纪以前,并无大的发展,13世纪后也主要在北方地区种植,且被视为“粗稼”(粗粮)。这与高粱所扮演的角色有关。高粱虽然也充当口粮,但主要用于救荒,其次就是制糖酿酒做笤帚。  

新作物。明代中后期,原产美洲等地的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新作物引进中国,并且以极强的适应性和极高的产量迅速传播。但这些新作物都没有取得麦子一样的地位,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植稻麦的“高山海泊”之地作见缝插针式的种植,并成为这些地方人们的主食。对于大多数明清以后的中国人来说,主要还是靠稻麦养活。  

漫长的历程  

麦作虽然是外来农作物本地化最成功的物种,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关中。《诗经》中有一首周人赞美祖先的诗篇,提到了麦,可知关中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已有麦子的传入。然而,千年之后的汉武帝末年,关中地区仍然没有形成种麦的习惯,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建议时就提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到汉成帝时,关中地区的麦作才在农学家氾胜之推广下得以普及。  

江南。麦作在江南的推广更为缓慢。三国时,吴国的孙权曾用面招待蜀国的使者,这是江南面食的最早记载,但江南种麦的最早记载却出现在永嘉南渡之后的第二年,即东晋元帝大(太)兴元年(公元318年),而更大的发展却是在两宋之交(公元1127年后),出现了“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然而,此后江南的麦作还是时起时落,并没有稳定下来。这与另一种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入江南的旱地作物棉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江南在南宋末年尚无植棉,诗人谢枋得在一首诗中提到当时江东地区还没有棉花,可是时隔不久,江南就开始植棉且很快得到发展,到谢枋得去世的那年(至元二十六年,即公元1289年),元朝政府在江东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棉布10万匹。  

到明代,江南松江府一带便发展成为全国棉花生产中心。麦作在江南用了近900年的时间还没有真正普及开来,而棉作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使江南成为了生产中心。  

未完全取代本土作物  

在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以粟居首位。政府税收收的是粟,只有不出产粟的地方,才准许缴纳稻子和麦子,麦被称为“杂种”或“杂稼”。政府的粮仓中贮藏的也大半是粟。唐代文献中提到粟的次数也多于麦。唐宋以后,虽然麦取代了粟的地位,但粟黍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仍然以顽强的适应性生长在北方大地上。明代末年,虽然麦子在北方的主食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但黍、稷、稻、粱等粮食作物仍然占据相当的份额。  

在南方,自古迄今,麦从来都没有撼动过水稻的首要地位。明代时只有5%的南方人种植麦子,面粉只用作副食。  

麦子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有其自身的原因,即麦的栽培和食用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涝北旱都有于麦作不利的一面,同时也与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备荒救灾的经验有关。传统农业强调“杂植”,即尽可能地种植多种作物,以防备水旱灾害。  

这样的经验使麦成为了杂种参植中的一员,但又使它不能取代其他的粮食作物。  

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粮食生产是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麦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自然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政治因素在麦子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翻开历史,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开始了对麦作的关注。《礼记·月令》就有天子亲自祈麦实,劝种麦的记载,其他作物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对麦的重视。  

西汉汉武帝时的政治家董仲舒就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中发现,《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以此为依据,他请求汉武帝下令,在关中地区及时赶种冬小麦,以后经过赵过和氾胜之等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关中地区也因此获得了大丰收。  

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麦子成为汉魏时期军事行动的导向。比如曹操在选择大本营和进攻目标时,都要考虑麦子的因素。曹操本人也非常重视麦子种植,当时正值战乱,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当军队要通过麦田时,“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他以身作则,割发代刑。  

为了给天下人树立榜样,一些统治者还亲自试种。唐玄宗就曾亲自在皇家花园中种麦,并带着太子一起去收割,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要太子们知稼穑之艰难,同时他自己也想对麦多有一些实际的了解,他说:“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出于同样目的,宋仁宗也在后苑建宝政殿,专以种麦。上行下效,一些地方官也积极致力于劝民种麦,如唐代韦丹在广西容州教种麦、宋代黄震在抚州劝种麦等。  

为发展小麦生产,历代政府主要抓两方面工作:一是发放种子。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产麦区的种子调集过来,向农民免费发放。二是出台免租税政策。农民利用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种植小麦,可以不交租税,收成全归己有,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麦只是一种救荒作物。北方用于抗涝,南方用以抗旱。  

这样的片面认识,使政治因素在麦作的本土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限制。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是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才会想到麦。由于麦不是一种常规作物,所以每当想起要种麦的时候,总是种子没有着落,所以每个朝代劝种麦时总是从提供种子着手。  


责任编辑:职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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