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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人口增长决定主食变迁

2018/4/12 14:41:14粮油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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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老百姓都吃什么?这些“口味”都是怎么变化的?这些“舌尖上的成都”,最终还是要回到泥土中去寻找答案。在对上万粒的种子“验明正身”后,考古人员发现,早期的巴蜀先民种植旱作植物,到了4000多年前,就开始引进了水稻种植技术,一场“饮食革命”最终在巴蜀大地掀起,而推动这次变化的原因,就是人口大量的增长,原有的旱作植物因为“水土不服”,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此后,水稻毫无悬念地“问鼎”了成都平原的主食地位。  

早期的旱作植物难以在成都平原“批量生产”  

巴蜀先民并不是一开始就将水稻当作主食,在改变“口味”之前,旱作植物一直是主要的农业形态。在对成都平原先秦农业进行研究时,从事植物考古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姜铭介绍说,先秦农业演变从时间上先后经历了什邡桂圆桥遗址、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这五个阶段,在什邡桂圆桥遗址这个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其第一期样品中发现粟和黍这两种旱地谷物占有绝对优势。  

姜铭推测,这种情况应该和当时的人口来源有关系,他在研究中认为,这种纯旱作的农业传统,在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能够找到影子,综合多种研究,成都平原的这种旱作习惯应该是伴随着西北地区人群迁移而来。  

不过,在西北甘青地区能够适应的耕种习惯,在成都平原就有些“水土不服”了,这些食物和当时的环境并不“协调”,要保障巴蜀先民的生产生活,粮食生产不得不提高效率。  

这也是考古研究人员在宝墩文化早期的遗址中找到的答案。姜铭说,在宝墩文化早期,人们的主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辨认出的农作物种子中,水稻种子占了半数以上,粟、黍这些只是作为一种补充。  

“水稻已经开始变为主要农作物。”姜铭认为,人类从1万年前就开始驯化水稻,6000多年前出现水稻这种成熟的种植方式,成都平原以水稻为主食出现在4000多年前,这也是受到了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  

人口增长过快水稻少小米凑,粟黍比重提高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相对高产的水稻也无法满足巴蜀先民的需求,这时候就出现了限制人口的措施。姜铭介绍,在当时生产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一些发育不太良好的新生婴儿、没有劳动力的老年人,都会采取驱逐等措施。  

姜铭说,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小米的比重又开始回升,从对灰坑、墓葬、房址中选取的一些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时,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旱作植物的种子一度接近水稻种子。据他介绍,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有限,在早期的成都平原,河网密布、水害严重,人们不得不找一些树木少、平坦的土地进行一些旱作植物的补充。  

“这些旱作植物不用靠近水源地,往往作为救灾的备用粮。”姜铭说,在分析植物种子时,他们还发现了麦类作物的种子。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考古人员在十二桥文化的三四个遗址中,共发现了十多粒麦类作物种子,不过,到了晚期巴蜀时期,这种麦类植物的踪迹又很难发现了。但姜铭坚持认为,这些麦类植物应该还会有,这样才会形成以后的小麦种植基础。  

当然,此前有观点认为,先秦巴蜀与西部关系紧张,西部文化因素未能进入成都平原,麦作植物未能进入成都平原,对于这样的观点,麦作植物的出现或许可以对这种观点提出参考。  

灰坑中发现“猕猴桃”古蜀人口味并不单一  

一直到晚期巴蜀,水稻的主食地位依旧牢不可动,不过,巴蜀先民并不是除了水稻就不尝点其他味道了。在对植物种子进行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不少葡萄属、猕猴桃属、桃、梅、核桃楸这些种子。  

姜铭介绍,在对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地点、郫都区菠萝村遗址等出土的植物遗存中,研究人员就找到了猕猴桃属的种子。虽然并不能直接认定这些就是当时人们日常的水果,但它们出现在考古遗址中,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有很大的可能被人们栽培利用。  

而在十二桥时期,人们劳动工具也开始发生变化。“和宝墩文化时期的石器工具不同,铜器已经开始运用到了生产活动中。”姜铭认为,这些也能够从植物考古研究中反映出来。此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注重对每个时期的农作物构成进行分析,而在今后,研究工作将更关注人类的行为活动,这就需要和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学科进行结合。  

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稻谷种子  

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小麦和狲猴桃种子  

在对上万粒的种子“验明正身”后,考古人员发现,早期的巴蜀先民种植旱作植物,到了4000多年前,就开始引进了水稻种植技术,一场“饮食革命”最终在巴蜀大地掀起,而推动这次变化的原因,就是人口大量的增长,原有的旱作植物因为“水土不服”,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此后,水稻毫无悬念地“问鼎”了成都平原的主食地位。  


责任编辑:职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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