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冰川刘会静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其农业政策和实践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农业法案是美国农业政策的核心，在美国转基因玉米等作物推广方面，美国农政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6年，美国开始大田作物的转基因商业化，2022年美国转基因玉米、陆地棉和大豆的应用率达到90%以上。
    随着美国转基因商业化的推广，不仅推动了美国生物乙醇的发展，改变了美国种植结构，也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转基因从实验室技术到商业化历经了一个复杂过程，美国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农政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对生物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规范的框架，而且还直接影响了美国农业中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监管和商业化应用。
    从内容上看，美国农政体系涵盖了法律法规体系、联邦和地方政策体系、执行和协调体系。在逻辑上，美国农政体系始终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法律体系的“谦抑性”，即便是科技进步成果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必要的克制，从而使得转基因技术能得到发展和应用，例如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采取“实质等同”态度；二是政策体系的功利性，或者叫“现实性”。在科学探索中，现实性是基于人类的现有认知做出的相对有利决策，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功利性意味着利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现有的美国农政体系忠实地践行了这一原则，转基因商业化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商业价值的实现。
    具体到转基因商业化来看，美国农政体系的作用机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推动转基因商业化和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商业利益的可持续。得益于此，也形成了美国转基因商业化发展的内生机制。在转基因技术发展方面，美国于1980年颁布了《科技转移和商业化法案》，也称为《贝多法案》。该法案旨在促进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和技术转让，即公共投入的获益可以私有化。包括科研机构可以将联邦拨款获得的研究专利权进行商业化，例如可以将转基因技术专利许可给私营企业，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开发和推广转基因产品，鼓励了创新和商业化。由于现代生物育种领域在商业化早期需要大量的“天使投资”来进行容错，商业资本很难承担相应成本，该法案通过对公共科研投入回报的私有化促进了转基因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并带动了商业资本的参与。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在生物技术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建立方面存在法律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情况。因此，在专     门法律出台之前，美国政府于1986年制定了“生物技术协调框架”，为转基因监管提供了基本准则。随后，美国农业部、环保局和食品药品局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制定实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如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APHIS）依据《植物保护法案》制定《作为植物有害生物或有理由认为植物有害生物的转基因生物和产品的引入》（7CFR340）等法规，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种植进行监管和批准，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正式监管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食品药品局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联邦公平包装和标识法案》等制定《源于转基因植物的食品政策》《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指南》等法规对食品相关的转基因产品进行监管，确保转基因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和食品安全。这些农业法案和法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生物技术政策和监管框架，旨在确保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合法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农业法案为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和措施，以应对与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和国际贸易相关的争议和挑战。具体来说：一方面，美国农业法案为宣传和促进包括转基因农产品在内的美国农产品提供资金，助力改善其他国家对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的看法，并推动其出口；另一方面，美国农业法案要求政府部门协调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以确保美国的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公平待遇。当美国转基因农产品面临贸易壁垒时，美国政府可以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将争端提交世界贸易组织（WTO）或其他国际贸易组织，以应对与转基因农产品有关的争议，保护美国农产品的权益。
    总的来说，美国农政体系为转基因商业化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确保了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合法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这一法律框架支持了生物技术创新，并为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商业化和应用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推动了美国农业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使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保持了绝对竞争优势。透过美国农业法律体系，不难看出，美国在生物育种的创新方面，尤其是转基因商业化方面，始终是积极倡导的。从客观结果来看，美国通过转基因商业化及海外的转基因推广，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如果说美国农政体系对中国转基因商业化起到了借鉴作用，那么未来中国转基因商业化可能的影响及农政体系的因应之策也是值得科学分析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